相比于一部学术专著，艾米·斯坦利的《江户时代江户城》更像是一部精致的虚构小说，围绕着19世纪的江户城，或者更准确地说，围绕着一个叫常野的乡下女人的足迹以及其生活而重现这座于日本江户时代最辉煌和繁荣的都城。作者在庞大且复杂的各类文献材料的支持下，如浮世绘般精细地重现了这座将军之城的整体样貌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各阶层官员、商人、艺人与百姓们的日常，是他们日复一日的生活和交往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以及其繁盛，而江户城也为此展现出极大的包容性，虽然幕府的每一项政策都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诸民的日常生活，但恰恰是这一灵活且不断生产的互动才使得江户城能够持续地呼吸与成长。
《江户时代江户城》 作者: [美]艾米·斯坦利
斯坦利的原著名为Stranger in the Shogun's City: A Japanese Woman and Her World，它的主角始终是那个让作者念兹在兹的叫作常野的女人，在她自己的时代，她显得分外的格格不入，在其兄长义融的信中便对她的品性提出了控诉，认为她“身为女子”却“弃两亲与手足”，跟着单身男子逃跑到江户，这一自私的可耻行为不仅为其家族带来羞耻，也让她不断挑战当时正统关于女性的规范，由此才引起她母亲临终前对于女儿本性的判断，即“她的本性和人们的期待不同，这让我倍感痛苦”，而恰恰是这一本性让常野成为那个时代无数女子中颇为特别的存在，也因此才会在百年后吸引到一个美国学者的关注。纵观常野的一生，在其遵从家族要求和安排而结的三次婚都结束后，她开始渴望掌握自己的人生，或者只是想要逃离家庭，从而避免再次被潦草地嫁出去，而对于当时个体需要牢牢地附着于家庭、村子和地域的日本社会而言，唯有江户这个繁茂且泥沙俱下的都城能够为一个倔强、自私和渴望掌控自己人生、寻求新的生活的女子提供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在一定程度上，江户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空间，虽然它属于幕府将军，但其中的商业、文化以及居民的五花八门都暗示了它早已经突破传统的熟人社会而以更加多元的形式被建构，因此它是一座陌生人之城，就如作者在题目中所强调的，江户城里满是Strangers，他们有的是因为当时的饥馑灾荒逃难而来，有的则怀着一颗冒险的心来此探险以及渴望创造一份事业，有的或许就像常野这样希望逃离原本的家庭而来此谋求新的生活与可能性，因为“在她们眼里，城市就是一座灯塔，城市就是过上不同生活的可能性”，而“在这样的地方，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虽然19世纪的幕府对外闭关锁国，期望能够在自己理想的稳定与宁静中保持着国家的和谐，但其内部由于各类原因却早已经充满了喧哗与骚动，曾经安土重迁式的乡土生活开始被崛起的城市以及繁荣且诱人的商业经济所威胁，对于统治者来说，它或许充满了种种隐秘的危机，但对于像常野这样原本应该过着毫无意外生活的普通人——尤其是女子而言——它却是一种新的生机与可能。就如作者所说的，“每当市场经济的兴起扩大了农村妇女的想象版图，她们就会离开”，因为“她们相信，会有些不同的、更好的东西，在等待着自己”。
这并非特例，而往往具有普遍性，如李孝悌在《恋恋红尘》中研究明清时期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时，同样发现商业经济的繁荣会对原本许多看似稳固的结构造成威胁和改造，对于女性而言尤其如此，陌生人的城市为她们脱离传统的纲常人生提供了一种可能，甚至保护，当然它同样也是危机四伏的。刚到江户的常野只能依靠同行的男人，蜗居于陋室，四处求人与寻找机会，城市的陌生性为她们提供了生活的空间，但整体的秩序以及氛围却依旧对她们不利，因此常野只能再次结婚，但这里还存在一个需要注意的差异，即常野前三次婚姻都是家庭安排的，她只能逆来顺受；但在江户的婚姻，虽然一方面她的处境也并未赋予她多少选择的机会，但至少她能够做选择，并且其中暗含着常野清晰的自我认知，即在此刻的环境中，她需要一个男人来让自己更容易找到工作或是改变当下生活的处境，因为在19世纪的日本，女子始终被认为是属于家族的财产，她不是某人的女儿就是某人的妻子，而一旦她们以自己这一身份出现，则往往会引起更多麻烦。常野对此似乎心知肚明，因此她不得不在诸多糟糕的选择中选择那条对自己最有利的。
当作为家主的兄长因常野的任性而选择与她断绝关系时，处于江户的常野就彻底失去了支持，“他们不跟她说话，什么东西也没送出来。她没有才华，不时髦，而且孤零零的一个人”，而当人们意识到她是寺庙家庭的女儿时，“兴许会使用略微尊敬的语言，鞠躬得更深一些”；除此之外，她获得尊重和支持的另一条路就是“已婚”，而仅仅因为这个词，“她的地位改变了，她得到了救赎”，不仅家庭重新接纳她，而且她也将获得完整的身份。作为家庭的女儿与作为他人的妻子，这是传统日本女性唯有的存在与生活可能，其他身份都会让她们陷入一种不名誉的处境，但在19世纪，伴随着如江户这样城市的诞生，以及商业经济的繁荣，这两种传统界定女性的模式也遭到挑战，并且它们还不是唯一遭到威胁的制度，人们渐渐发现“哪怕是最完美的血统也并非技能，没有当地的人脉和金钱支持，它并无太大意义”。常野在这一裂缝中谋得生存的空间，而就连传统象征着荣誉与权力的武士身份与阶层，也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遭遇新的麻烦。
2018年8月14日，北京首都博物馆“都市·生活——18世纪的东京与北京”展览现场，观众参观武士救火装束（江户时期1603——1867）。 视觉中国资料图
作者单独以一章《武士之冬》来描绘19世纪幕府武士们所遭遇的困境与尴尬，由于他们的荣耀身份，武士们往往不事生产，而是依赖幕府的资助和禄米生活，但伴随着商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商业牟利的兴起，武士阶层仅仅依赖传统的俸禄已经很难维持体面的生活，因此他们最终大都会陷入向商人借贷的“债务地狱”，“旗本们都负债累累，一直雇佣仆人和家臣只是出于义务，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大都如《红楼梦》中的贾家，外面的尊严和体面不得不维持，但内里实则已经耗尽，由此而导致中下层武士随时面临着破产的危机。他们身为武士，生活却和贩夫走卒一样不堪，由此导致这些原本作为幕府将军侍奉的武士们开始成为威胁幕府统治的重要不稳定因素。
在某种程度上，幕府武士类似清朝的八旗士兵，他们因祖上或出身而获得特权与荣誉，但在和平时期“这些人没有一个在战场上开过枪、拉过弓或挥过刀”，他们只是“把刀擦得锃亮，故作姿态”，因此当西方坚船利炮出现时，他们大都缺乏作战能力与经验。武士作为幕府统治的重要中间阶层在19世纪的江户城里同样遭遇着危机，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只不过是一个特定制度下必然会轮替或消亡的短暂存在物，重要的是这一制度，“这座城市的制度架构”，如“旗本的概念”、“幕府的概念”将会永存，而旗本本人或将军本人则只会暂时地寄居一段时间，然后继续轮替。
但很显然，即使是这些制度架构本身也并非坚不可摧的。作者在行文中不断地通过穿插同一时间西方世界的诸多变化来进行对比或作为参照，就如常野的生活不断地被江户城的各项政策所影响一样，闭关锁国的日本同样会遭到外部世界的侵扰，尤其当它们渐渐偏离于“此一时代的精神与知识”时，后者会以一股不可阻挡的势力把它们卷入其中。而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让日本——不仅是幕府领导人，还有那些作为中层的武士以及受过教育的农民——切身地感受到了恐惧，“内忧外患”成为幕府不得不面对且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对于作为佣人的常野，她虽然依旧生活在自己的感知和工作范围内，但她的命运最终也将会受到渴望且开始改革的幕府政策所影响，而江户城首当其冲。
“天保改革”中的幕府领导人企图通过一种行政与道德的双重改革来让“日本人民回归理想的过去，平民尊重统治者，并通过节俭和勤奋来展现其臣服”，其中一个重点手段便是限制炫耀性消费，来使得江户城中的居民们严格地遵守自身的阶级及其制约，因此它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商业经济的发展，由此导致的结果不仅仅让大大小小的商家面临破产，最重要的是“它使得苦苦挣扎的人们再也无法维持外表的体面”，对于内里空空的武士或是普通人而言，他们往往只能通过外表的装饰与精致来体现自身的地位与形象，而如今他们被剥掉伪装，赤裸裸地面对自己的悲惨处境，这必然会引起普遍的不满和愤怒。由此也可想而知，“这场改革一事无成”，“江户的武士仍然穷困潦倒；贫苦民众仍然饥肠辘辘，不堪一击”，而这样一个岌岌可危的日本是完全无力抵抗海上虎视眈眈的外国炮艇的。
这就是常野所生活的城市与世界，也是一个即将伴随着她的死亡而不断被威胁，直至最终消失的时代。常野去世于嘉永六年四月的第六天，西历1853年5月13日，两个月后，美国佩里准将的黑船出现在“距离江户大约38公里的溥贺”，新世界登堂入室，以一种霸道的气势展现在日本面前，提醒着未来可能的命运，而清政府失败的前车之鉴以及由此引起的恐惧或许还未从日本统治者的心头彻底消散，因此他们也似乎意识到了，曾经那个宁静的、永恒的理想日本将彻底一去不复返，而江户城也将以另一种形象与名字出现在新的政权中。这不再是常野的世界，但却会是其后如常野这般的女性们的世界，她们分享着诸多相似之处，例如都会通过她们自己的选择和努力来创造自己的生活，而这些生活也必然依旧会遭遇时代，因此绽放出不同的光彩。“她死后，其他女性，其他不认识的人，会继承她的事业”。
斯坦利依靠常野家族保留下来的诸多文件得以重构江户时代石神村林泉寺这个家庭诸子的生活，尤其是不断给兄长和母亲写信的常野留下了许多信件，从而为我们在几百年后能够重新认识这样一个女性提供了基本的框架。而斯坦利在这些零散的信件、文件、账单和一些资料的基础上，谨慎却又大胆地利用自己的想象力，为读者重现了19世纪江户日本的浮世。从娜塔莉·泽维·戴维斯《马丁盖尔的归来》，到史景迁《王氏之死》以及罗新《漫长的余生》，它们都共享着相似的史学研究范式与理想，即通过各类曾经遭到正史排斥或忽视的材料，重现特定历史场景中特定人物的人生、生活与故事，且这两者往往是相互构建与影响的。
在这些兼具史学功底与文学想象力的历史家们的努力下，往日面目模糊的小人物们纷纷在历史中显现，由此也再次提醒我们，历史并不是过去的、僵死的事实的秩序化构造，它始终都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的生活、实践与创造所构成的，它是生命本身。在时间的尘埃中，她们有时或许隐而不显，但在历史学家的努力下，她们的故事又会在某一天重现，不断地重复，不断地差异，由此我们生活的世界才会一如既往的生机勃勃，因为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会在黑暗中不断徘徊。”